武安胜迹 - 红色文化 - 李棣华同志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陪访四位国际友人
李棣华同志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陪访四位国际友人
 

红色文化 加入时间:2012/3/17 15:49:53 来源:李维新 访问量:3615

 
 

李棣华同志是山西左权人,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武安什里店村住过,又因他陪同柯鲁克夫妇在什里店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担任翻译工作,老百姓都叫他李翻译。其实,他当时的职务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委员、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兼外事组组长。我知道他的情况是在五十年代,见到他是在八十年代,知道他是小时候听大人说的,见到他是我参加编写《教育志》一书拜访过他。因他对老区人民感情丰富,我对老区革命历史怀有敬意,心心相应,自然走到一起了。见面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书信来往不断,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武安党史办孔祥琪主任在太原开党史座谈会时,李棣华同志经常谈论武安老区情况,孔主任说,李老的肺腑之言有声有色,他是一生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好同志。李棣华同志不仅在话语上对老区人民感情深厚,也常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到武安冶陶、三王村、什里店等村革命历史情况。但很少提到自己在工作中的作用和作为。这和一些有浮躁的心情,张扬自己的人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其实他们全家都是参加革命队伍较早的人(爱人、女儿、儿子均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他爱人赵素的弟弟赵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群众而牺牲在武安梁庄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贺进和赵湘二位革命烈士,把他们牺牲在的村庄改为贺赵村,用来纪念他们的革命事迹。

李老(李棣华)和我交谈很多,谈党的领导贡献多,谈自己的贡献却很少。他是一个知识渊博,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建国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院长,一生默默无闻、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我们不回顾一下李老在武安的事迹,数念一下李老同志的革命精神,实在让人放不下笔,心里感觉过不去,总觉有些欠意。

六十年代,我在故乡什里店村大队办公室,就听土改时的村政府会计,建国后仍担任什里店大队会计的王福星说过,李翻译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会说外语。但我在北京拜访过他多次,交谈的话语很多,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如何了不起,总是用诚实的话语体现共产党领导的作用,后来我查了许多有关他的材料和书籍,又了解了一些老同志,我才知道李棣华同志青少年时期是革命的向往者,青少年时代,矢志好学,极为勤奋,先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升学机会。山西大学毕业后,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后在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张隽轩(张隽轩生前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有联系,大学毕业后,张隽轩指派他到党在太原的活动据点太原成成中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他同张隽轩等党的地下工作者共同创办了地下刊物《风梭》。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继续与我党地下工作者杜心源同志(杜,一九二七年入党,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保持联系。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李棣华同志离开北平,回到老家山西,有人劝他上大青山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一年,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受到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指导,参加了抗日工作。在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游击队机关—冀西民训处任顾问,负责教育、救济及外事方面工作。一九三八年,因工作需要调任晋东南第三专员公署教育科长,在薄一波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以前,抗日政府叫“冀太联办”,他任冀太联办委员。边区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边区政府侯补委员和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参议员。一九四○年,党为了培养抗战干部和边区建设人才,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太行中学,杨秀峰主席任命他为太行中学校长;一九四三年四月,党吸收这位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于涉外工作的需要,李棣华同志调任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情报联络处处长。在邓小平、李达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他们曾为美国的空军提供了准确的日军军事设施目标,并先后救护、转送过七十多位美空军飞行员。解放战争初期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交际处副处长兼外事组组长,一九四六年元旦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李棣华同志与陶希晋同志一齐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石家庄停战谈判小组,陶希晋同志为石家庄停战谈判小组我方首席代表,少将身份,李棣华为译员,上校身份。停战谈判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美方三方代表组成,三方举行停战谈判,我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取得胜利。

停战谈判结束后,领导任命李棣华为晋冀鲁豫中央局英文秘书,后又兼任新华社临时总社外语组组长,英文广播部负责人(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新华社转移晋冀鲁豫边区涉县西戌)。这期间他多次奉命陪同国际友人,对边区进行各种访问活动,如国际主义战士、美国共产党员、著名进步作家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英国共产党员著名国际友人柯鲁克和夫人伊莎白女士。访问圆满完成,对李棣华同志评价很高,增强了中外人民友谊,受到社会的好评。

斯特朗女士是个著名记者,她慈祥和严肃的风度;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精神;争分夺秒的工作态度;与她交谈过的同志都深感敬佩。她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晋冀鲁豫边区访问是一九四六年十月,这时晋冀鲁豫边区各机关已陆续从邯郸迁往武安西部山区冶陶、三王村、什里店一带。各机关在邯郸只设一个办事小组,对外还叫各机关名称,实际人员已全部转移到农村。冶陶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三王村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什里店是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和边区交际处。边区交际处的上级领导是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李达等同志。这个机构在党和军事上归属中央局和军区管辖,行政上又属边区政府领导,杨秀峰主席主持边区涉外工作,当时边区的涉外工作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区别对待的方针。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寸步不让,而在友好往来方面,则言必信、行必果,体现国际主义精神。那时到边区来的有联合国救济总署人员、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等。斯特朗女士是我党的好朋友,向世界宣传解放区人民呼声的记者,她来晋冀鲁豫边区访问,党中央早已电告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局派陶希晋同志(中央局秘书长)、朱琏同志(晋冀鲁豫边区卫生局局长)、李棣华同志(中央局秘书、交际处副处长兼外事组组长)等同志到邯郸机场接迎她。她坐着军调部美方c47运输机到邯郸机场着陆,对边区进行访问。当飞机一着陆,迎接她的同志便走向机旁接应斯特朗女士。她身着浅蓝色的棉旗袍,手提着一架打字机,一下飞机就和蔼可亲地同前来迎接她的同志握手。当听说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来接她的同志,她就同在场的军调部驻邯郸停战小组美方代表打了招呼,便同中央局接迎的同志一道登车离开机场。从邯郸飞机场到冶陶镇大约不足200里,中间要经过武安县城,从县城到冶陶又都是小马路,一路上路基高低不平坎坷难走,在加上那辆汽车是缴获的破旧车,连门窗也不完好,到达县城已是日落时分。住在武安县政府,由朱琏同志和县领导照顾,睡在一个古老的弹簧床上,大家希望她好好休息,以便明日登程。

第二天,他们改乘胶轮马车前往冶陶。天寒日短,车行较慢,来到冶陶已是暮色苍苍,远山昏暗。斯特朗虽然身着棉衣,但还是感到了深秋的寒冷,她紧紧偎依在朱琏同志身上,朱琏也把自己的大衣给她盖上,“你们带我到哪儿去,有狼么?”她半惊半开玩笑地说。“放心罢,虽然天黑了,但这里很安全,保证没有狼”陪同她的人说罢,大家笑了起来,忘了寒意。其实,接应她的同志心里很着急,生怕年近花甲的斯特朗经不起那样艰苦的行程,但事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到达冶陶,陶希晋、朱琏、李棣华三同志把斯特朗接到一位会计同志的住处,让她安心躺卧在炕上(武安的土炕)稍事休息,然后安排到客舍里住下。   所谓的客舍,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前方归来停留的地方,是冶陶镇东北高处一个稍微整洁的院落。斯特朗经过一夜的休息,精神焕发,一起床,便急切地要求会见薄一波同志,安排工作日程。为了让她看看山间深秋景色,李棣华搀扶她沿梯登上屋顶,在朝阳中欣赏了一下这个石头城镇的面貌。当时斯特朗已经利用美方飞机之便遍访了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并初次访问了延安。在延安的时候,主要由任弼时同志接待她,毛泽东主席会见她后,而且约好要到太行来的,所以她一到太行就提起弼时同志,还以很熟悉口吻要见薄一波同志。当天上午,一波同志会见了她,指示他们为斯特朗安排日程。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还调来吴舫同志(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会讲英语),同她住在一起。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正统帅野战部队忙于前方工作,后方工作由一波同志主持,斯特朗来太行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在战争情况下太行山后方工作是怎样组织进行的。一波同志根据斯特朗同志的采访目的,多次同她畅谈。从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到当前国内解放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前途,以及在战争形势下解放区后方工作怎样组织起来适应战争等都详尽地介绍给她。她感觉和一波同志交谈有哲理感兴趣,要求一波同志谈谈个人生平。一波同志风趣地回答说:“生平也好,平生也好,无非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罢了。”就这样亲切而委婉地谢绝了她的要求。一波同志除亲自接待斯特朗外,还让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与斯特朗同志交谈,如聂真同志(中央局民运部长)、张磐石同志(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他们经常谈到深夜。斯特朗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战士,政治责任感强、务实精神充沛、判断力明快、提问关键的话语有尺度。她那争分夺秒的工作态度,使得同她交谈的同志无不称赞,斯特朗也对李棣华同志雄厚的中文功底、熟练的英语水平深感敬意,称赞李棣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翻译。斯特朗同志在冶陶不仅和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交谈,还和准备参加维也纳国际妇女大会的蔡畅同志(蔡畅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边区,由这里去参加维也纳妇女大会)会谈。薄一波同志让夫人胡明动手做饭,设‘家宴’(普通饭)招待了他们。为了让斯特朗同志了解后方司令部的工作情况(当时军区和中央局是驻在一起的),一波同志诚邀斯特朗参观了中央局和军区联合办公室,一波同志向她介绍了各部门负责同志、职能分工以及工作制度,同时还让她参观了当时我军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美制常规武器。她询问了一波同志学习情况。大家希望她谈谈美国情况,她应邀热情地在中央局会议室向大家介绍了美国情况,谈了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美国工会组织等情况。斯特朗除在冶陶采访外,还到三王村了解边区政府。她连日早出晚归,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前往边府会晤边区各部门负责同志。杨秀峰主席正在前方劳军,由戎子和副主席、孙文淑同志(边区政府秘书长)接待,孙文淑同志陪同她参观了边区政府各部门,向她讲了部门运作情况,参观了三王村供销社,并了解了供销社经营范围和供销方法。  斯特朗告别了冶陶,返回邯郸时,路过武安。她应邀参加了民兵检阅大会,大会希望她反映中国人民的呼声,要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她非常高兴地应许了这样的要求。斯特朗在晋冀鲁豫边区访问期间,李棣华全程陪同,她向李棣华同志赠送了她所著的《我所见的新波兰》。在薄一波同志的鼓励下,李棣华同志将此书译成中文,1948年,在当时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斯特朗在访问结束后,离别时为表示友情,将她常用的一只钢笔赠送给李棣华作为纪念。盛情之下,李棣华不便拒绝,但事后,他将这只钢笔交给了党组织(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听说后,认为斯特朗女士的礼物有意义,要李棣华同志留存作为纪念。但李棣华仍然没有这样作,他这种廉洁精神一生保持,给后人留下了榜样。斯特朗女士在各解放区采访的内容,事后她根据内容写出了著名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九四九年在美国出版。一九八四年,在李棣华同志帮助下这本书由刘维宁等同志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薄一波同志写了前言、陆定一同志写了序。书中提到了李棣华陪同她访问的情况,斯特朗写到:我的同伴叫李棣华,是一位上校,李上校会讲英语,所以他们(边区领导)出于礼貌起见,不惜派一名上校来陪一个外国人。李上校为我安排了多次的会见。1958年,斯特朗来北京定居,1960年秋,她来北京外国语学院做报告,仍然记起当年太行山之行,记得薄一波同志及陪同她访问的李棣华同志。              

杰克·贝尔登是美国进步记者,一九四七年初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他访问边区的目的,一是了解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二是拜访刘伯承司令员。经过李棣华同志的请示和安排,刘伯承同志接见了贝尔登,向他介绍了许多情况。刘伯承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的仗,对蒋介石很了解,现在美国和蒋介石导演假和平骗局,我们不会伸出脖子让蒋介石砍头的。”薄一波同志接见了贝尔登,同他谈了三天三夜,回答了贝尔登提出的各种问题,杨秀峰同志也接见了贝尔登,介绍了边区的情况。贝尔登访问后,写出了名著《中国震撼世界》。书中详细记述了薄一波等领导接见他的情景。他说“一连几天,薄一波、李棣华同我围坐在炭火盆旁,精神始终饱满。”贝尔登在几个月访问活动中,接触了不少人,如著名作家赵树理、在邯郸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及许多群众。  

英国共产党员,著名国际友人柯鲁克、伊莎白夫妇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到达边区的,他们来的目的是了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柯鲁克夫妇是学历很高的同志,丈夫柯鲁克是英国人,夫人伊莎白是加拿大人。柯鲁克是反法西斯战士,早年来过中国,是伦敦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伊莎白生在中国四川,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打算继续研究中国问题。他们在中国问题研究上走到一起来,他们和中国人类学专家费孝通在英国交谈过,对费孝通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成果很感兴趣,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对斯诺先生很崇拜,对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爱不释手。他们有一个共同观点:斯诺写的都是10年前的事情,如今中国又是10年开始了,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决定到中国亲眼看看中国的变化。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柯鲁克成为一名记者,为一家刊物和一家通讯社写稿,专门撰写中国的报道。他们手持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来到香港,在香港拜访了中共代表乔冠华(建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和龚澎(建国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夫妇。负责香港工委的章汉夫(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亲自登门看望了柯鲁克夫妇,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他们乘船北上,先到上海拜访了廖梦醒(廖承志胞妹),向她出示了章汉夫的介绍信和其他证件。他们下一步是继续北上,来到天津。在天津柯鲁克夫妇首先找到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救总)接洽,而后找到与‘救总’相对应的解放区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是个姓王的,他的翻译叫韩叙(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帮助他们乘坐‘救济总会’运输车队前往解放区,顺大运河南下,穿过无人区,十一月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西部山区,这里是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他们前往一个名叫‘什里店’(清朝年间名为十里店,民国时演变为什里店。英文译为十里店。十里店是解放区救济总会和交际处的驻地)的山村。他们来到这个村庄的南大门前,看到南大门拱门上写着醒目的白色大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另一堵墙上的黑板报,是从人民日报摘抄过来的新闻。他们感觉这个解放区有了“人民日报”。            他们下榻于十里店村中的边区招待所,提交了他们将进行社会的调查提纲。在十里店他们感觉十里店村民很苦,中国是茶叶大国,可是十里店农民从小到大没有喝过一滴茶叶水,从来没有见过茶叶。十里店有原始的耕作,木制和石制的粗糙工具,由毛驴或骡子、牛拉动的石碾和石磨等。                     他们访问了在冶陶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薄一波接待他们,和他们一起畅谈了几个小时,在交谈时,薄一波面前放着一个小本子,他从来不看一眼,思维敏捷、口才流利的话语由李棣华转告他们。谈着谈着,突然人们站了起来,纷纷向一个进屋的军人敬礼,称呼:“邓政委好。”原来他就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从前方回后方办公务)。这是柯鲁克夫妇第一次见到他,但中央局英文秘书李棣华见到邓小平次数很多。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正在冶陶召开贯彻中央土地改革会议,他们应邀参加了土地改革会议。   

初到十里店,柯鲁克夫妇由李棣华同志陪同还见到了新华社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廖承志邀请这两位外国朋友到新华社工作,他们谢绝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对农村、农民调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冶陶会议期间,看了柯鲁克夫妇的采访提纲,建议他们采访一个村子的土地改革的复查,取消考察、访问边区若干地点和人物的计划。中央局和边区就要派一个工作组到他们所住的村子十里店进行土改复查,建议他们在这个村子进行考察、访问是最有意义的。中国有一句古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了一只麻雀,就可以了解所有麻雀的各种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对千差万别的农村取得共同性、规律性的认识,他们欣喜地点头接受。工作组要六周后才进村,他们要搜集一些背景资料,要和村子里百姓接触,让村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习惯他们存在。材料收集工作由一个调查小组共同完成,李棣华同志也自始至终在组里工作,并承担了最繁重的工作。一是材料的理解及老百姓难听懂的口语,这些都得李棣华同志用英语解释。二是调查组人员来自不同的机关,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些局限需要李棣华同志解除,让柯鲁克夫妇理解和接受。三是《人民日报》工作队进村后,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开始。柯鲁克夫妇对发生的事情观察的很细致,研究的很深入,包括会见领导,和工作队员交流,参加各种会议,村民会议,工作组会议及大量的文字材料。村里的各种文件、数据记录和工作队接到的指示等,都需要李棣华同志和柯鲁克夫妇一同商量理解。四是武安西部山区文化和其他地方有区别,如‘床’在十里店村叫‘炕’,‘角落’在这村叫‘旮旯’,不用说外国朋友,就是工作队员也是不好理解的。柯鲁克夫妇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年,过了一个春节,参加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文艺汇演,拍了六七百张相片。与工作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村民建立了鱼水关系。后来整理了这些材料,写了《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十里店》,在西方出版。1982年,《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十里店》,由安强、高建译成中文,何燕凌校对在北京出版。薄一波同志写了序言,称赞:“柯鲁克夫妇是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朋友、好同志。他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们的为人和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重版该书,这两家出版社首次把《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出版。黄华同志写了总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了这两本书,向伊莎白·柯鲁克女士写信祝贺。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伊莎白·柯鲁克女士:

来信及承赠的《十里店》(中文版)都收到了,甚为感谢。六十年前,您和大卫· 柯鲁克合著的这部书,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只有让农民直接参与农村改革和建设,参与社会管理,才能真正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和文化利益,农村和农民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十里店》(中文版)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敬复,顺颂教安。                                                                                        温家宝

                                                                                        二○○七年十月廿七日

李棣华的夫人赵素,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947年初调到王二庄边区直属医院工作。王二庄距十里店五华里,赵素每天下班后也常常住在十里店。她人品好,大家亲切地称她为赵大夫。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叫李瑞,人们称她为‘瑞瑞’。小女孩在阳邑行知学校上学,节假日也常常回十里店与父母团聚。她在学校学习好,有时还到十里店街头出黑板报,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是个受大家欢迎的小女孩。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采访和了解土改情况是李棣华同志负责接待,又因为他们都和柯鲁克夫妇同住在十里店寨上,自然也就认识了赵素和瑞瑞,他们两家来往很多,柯鲁克性格豪爽,是个‘见面熟’,很容易和人交上朋友。伊莎白沉静温和,见面总是微笑着主动先打招呼,这一点也得到不少人好感。李棣华有时也领着他们全家去拜访柯鲁克夫妇一家。伊莎白女士也总是拿些稀罕的小吃来招待他们。李棣华偶尔也让小瑞瑞送送稿件给柯鲁克夫妇,柯鲁克夫妇有时也到李棣华家看望他们。有一次,李棣华让小瑞瑞去给柯鲁克夫妇送还英文打字机,从交际处外事组到柯鲁克夫妇住的地方有两个斜坡,瑞瑞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事后,瑞瑞告诉给她父亲这件事,他第一反映是打字机有没有摔坏,恰好打印机没有着地,没有损坏,之后他才问瑞瑞有没有摔伤。从这里可见李棣华对柯鲁克夫妇的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    建国后,柯鲁克夫妇执教于北京外语学院,李棣华任学院副院长,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食品短缺,外宾略有照顾,他们省下食品照顾病重的赵素同志,并手捧鲜花到医院看望赵素同志,并写下‘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995年,李棣华同志不幸病故,年过八十,行走不便的柯鲁克,柱着拐杖赶到八宝山送行。                       

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温故知新”座谈会。当伊莎白教授见到李瑞时,心情十分激动,紧紧抱住李瑞高兴地说:“瑞瑞,你还是当年在十里店时的小瑞瑞。”时间已过六十多年,但他们两家人的友情却世代难忘。                                  

 

作者系武安教育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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