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胜迹 - 红色文化 - 回忆父亲武伦佩
回忆父亲武伦佩
 

红色文化 加入时间:2010/12/30 14:29:09 来源:admin 访问量:3784

 
 

武序镇 口述   李成川 整理

我的父亲武伦佩烈士,一九三八年九月牺牲于武安城南,时年三十八岁。他短促的一生,献给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父亲青年时期在外地求学、从军,壮年时期担任村镇联保主任。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对于他的为人处事、生平事迹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母亲和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身为烈士的后代,在父亲牺牲五十年后的今天,以此表示我的怀念之情。

一、青少年求学从军

我的父亲武伦佩,乳名培成,字玉吾,排行三。一九0 0年古历九月初九出生于武安县龙泉村一个农商兼有的家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少长入武安县公立学堂,后考入北京咸达中学。他读书勤奋,学业优异,喜读古典爱国小说,因此,常以岳飞、文天祥等古代英雄自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和外侮的入侵便弃文习武,考入东北奉军在北京创办的讲武堂军事学校,毕业后在东北军骑兵部队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等职。

一九二九年春,父亲任东北军骑兵副连长,率部下驻防在辽宁省的辽源县境内。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千里迢迢领我乘车到驻地看望。当时父亲虽然升了官,但他同普通一兵一样,平易近人,爱护士兵。那时有位新兵领到一匹劣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跌伤,不敢再骑,父亲看眼里,疼在心上,便把自己的坐马同这位新兵换乘,次日他也摔伤了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三次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日军,造成东北三省沦陷。此时,我父奉命调入关内河北某地驻防,后又决定调往边缘省区。对国民党这种卖国政策,父亲深为痛恨,于是愤然辞职还乡。

一九三二年,父亲筹借资金千元,到北京创办了手工织袜厂,以图实业救国。一九三四年,日军侵华加剧,军用飞机在北京市区示威,擦屋低飞,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活动日益猖獗,父亲毅然放弃织袜厂,返回故乡龙泉村。

二、出任联保主任

一九三五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定之后,华北形势更趋危急,兵匪蜂起,民不聊生。这时父亲被推举到彰德府(安阳市)集训数月,后任龙泉等七村联保主任,在龙泉村设“龙文万联合办事处”(即龙泉、南、北文章、东西万年、城二庄等村),开始组织地方之武装。任职期间,他为群众办了许多事情:

整顿义仓。父亲看到龙泉村中义仓的谷子变质,多年没有更新,于是动员村中几家大户捐赠新谷,更换出陈谷,防灾备荒。

兴办学校。当时龙泉学校属半旧式,有百余名学生,只有两名教师,所开课目只有国文、珠算、数学和习字,学校设在村西的破寺中。在父亲的倡导下,学校增聘了教师,新开设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目,办成了完全初级小学。村里还集资在寺院内盖起了一排新教室,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

鼓励升学。旧社会,城南一带在外从事商业的人员较多,一般青少年只读三、四年书,具有写信和珠算技能就弃学了,有的在家劳动,有的到东北、河南等地商店学徒挣钱糊口。为改变这一习惯,我父通过召集群众开会和登门等形式,说服、教育学生家长,让子弟多读书,学知识,经我父做工作,一批有理想的青少年纷纷到外地求学,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的优秀人才。

禁止鸦片。一九三六年,政府有一次指令禁烟,村上设立了几处禁烟点,把吸鸦片者,拘禁起来与其它人隔离,每日三餐送饭吃,发给戒烟药服用,强迫戒烟。我的祖母和几个伯父母也都吸毒,也同样进入戒烟点拘禁。

一九三六年底,父亲被推举为伯延镇大联保主任。汇集各村自卫队,共计三百余人枪,编为一个大队,父任总指挥,下设三个中队。他用自家的钱买了不少枪支弹药,统一做了服装,集中训练,以正规军的素质要求队员,增强自卫力量。还聘请作风正派,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参加大联保领导管理工作,增强了自卫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武安时遇连年灾荒,兵匪扰乱。龙泉村东南八华里的同会村,常受土匪司令胡象乾之蹂躏,派粮、捐款、抓丁,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群众极为痛恨。我父因同会村民之求,率本队之人马百余,拂晓将同会村团团围住,步枪、手枪、手榴弹及冲杀声响成一片,匪军闻听枪声大作,不知所措,慌乱突出重围,向东南周庄方向逃窜,从此,胡象乾再没敢到同会村扰乱。还有一次是增援八特村歼匪,我父率部打去,又冲出来,激战数小时,将其全部解决。这种为民除害的精神,深受当地群众之赞扬。

三、投入革命队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沦陷,武安县长弃职逃跑,大汉奸李聘三迎日军进入武安,就任伪县长。城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抗日情绪高涨。我父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并把扩音器安到门外,让关心国难的群众每天听战事报道。为继续扩充势力,他以自卫队为基础,以伯延村为基地,联合周围二十多个村庄,成立了抗敌自卫大队。同年九月,我的表哥翟墨新从日本回到故乡伯延,他听说我父在家乡组织抗日队伍,有进步思想的表哥就同我父多次接触,谈心、磋商。我父还派其到山西去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表哥回武后,立即进行了汇报,父听后格外高兴,认为今后有了靠山和指路人。

同年十二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游击支队,从山西东来抗日,政委吴富善同志在一天夜里,只身带两个随行人员,经过化装亲临伯延,首先找到翟墨新,交待来意之后,速将我父找去,吴与我父见了面,交谈十分投机,并拜了把兄弟,直到凌晨方才离去。通过这次会面,使我父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随后吴富善政委派来有战斗经验的姜元兵和一位姓刘的同志,到伯延帮助整顿与训练队伍,姜委任我父为大队长,翟墨新为副大队长,崔志海为宣传队长等。从此,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军事素质不断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

一九三八年初,武安形势错纵复杂。八路军、国民党、日军三权鼎立,各据一方,还有多支自称司令的杂牌武装。李聘三凭借日军势力,妄图扩大地盘,对我父曾多次威胁利诱,均被拒绝。李恼羞成怒,暗派女婿张占尧偷袭伯延,瓦解抗日武装。当张占尧缴了我父驻南庙中队的枪支后,正回师庄晏时,三中队长罗永年,获悉大队部崔志海报来消息,立即组织人马进行截击,民愤极大的张占尧被当场击毙,活捉六名歹徒,其余狼狈逃命。

张被击毙,我父予料李聘三要采取报复行动,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召集大伙,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时机已到,立即投奔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深夜,父亲把抗敌自卫大队集中龙泉村西头的学校内,他站在阳台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后这支队伍向西进发了。拂晓前队伍行到固镇村东,受到七七一团部队干部战士的夹道欢迎。这支队伍配合七七一团攻打了庄晏、彭城之敌后,交予张贤约、张南生同志所领导的先遣支队。司令张贤约同志听取我父意见后,番号编为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武安独立大队,后又改为冀予边区独立游击大队,并明确了活动范围及其主要任务。委任我父为大队长,刘庆芝为教导员,崔志海为宣传队长。从此,我父亲对敌斗争更加坚决,作战更加勇敢。

大汉奸李聘三的儿子李长虹是伪军大队长,在家乡东、西孔壁一带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我父率部配合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围攻东、西孔壁、庄晏伪军,计获枪七十余支,俘获李长虹等四、五十人,并将李聘三财产全部没收,分发群众。冀豫边区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八路军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冀西、豫北地区有名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曾多次受到陈赓旅长的接见。同年七月七日,还在沙河县渡口村接受了刘伯承师长的视察,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每有战斗任务,父亲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有人劝他接重,他坚定地回答:“犬丈夫死当横尸疆场。”

四、勇士舍身殉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我父获悉武安城里日军外出扫荡,只留少部伪军守城,决定突袭一次县城,狠狠打击一下汗奸李聘三的反动势力。十六日,我父率本部人马,由驻地出发,向城南方向前进。翌日凌晨,我父按予定部署,亲自率一个连的兵力穿过南河,直奔武安城南关外,猛力攻击南城门,当场击毙数十名守城日军,后来在冲锋前进中,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展开了反攻击。此时,我父方知情报有误,面临敌众我寡的现实,即令部队撤退。当撤至南河岸的东、西大河村附近,日军尾追而来,并占据河北岸有利地形,向下射击。这时我父本可脱险,但他为了掩护指挥部队撤退,不幸被日军机枪击准,腰胸连中数弹,倒在西大河村东棉花地里,英勇壮烈牺牲,终年三十八岁。

我父的不幸殉职,激起了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军民一致表示,要为民族英雄武大队长报仇,踏着先烈之血迹,英勇杀敌,坚决斗争,打败日军,为完成抗战救国之大业尽后死者之责!

我父成为民族英雄绝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在北京读书,正值马列主义在中国掩播时期,不无启发;在东北军任职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恨;他成为民族英雄,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结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两周年时,党的《长城》刊物上登载了全国五百名革命烈士,我父为其中之一。为纪念我父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阳邑镇建立了纪念碑,碑正面是主席杨秀峰的提词,内容是:“赤胆忠诚义厚可风,捍卫民族血溅乡里”。纪念碑背面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为我父铭刻的碑记。一九六三年纪念碑又从阳邑镇移至武安县烈士陵园,迄今仍耸立在松柏翠竹之中。

 

摘自(《武安文史资料》198911月)

武安市人大常委会主办       地址:武安市中兴路1450号       邮编:056300

电话(传真):0310-5650524      邮箱:rdzls@ward.gov.cn

武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复制      冀ICP备081054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