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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纪实
 

红色文化 加入时间:2010/8/20 16:49:00 来源:admin 访问量:53874

 
 

 

——李拴庆 

196153早饭后,周恩来总理偕同邓颖超大姐乘专车由邯达武,下榻于部队的一个营房,开始对伯延的4天视察。总理每天早饭后乘车到伯延,晚饭前返回驻地,中午在伯延就餐。邓大姐因胃有病,中午不在外就餐,下午才到伯延去。陪同邓大姐的还有全国妇联的几个人。

总理来视察之前就已派办公室主任许明(女)、外事秘书马列等人到伯延调查研究。陪同周总理视察伯延的有邯郸市委书记庞均、武安矿区区委书记王德恒,有时区长郭士辛也在场(当时撤销专署和县的编制)。庞均的秘书王振生(武安贺进人)和市委办公室的李志安(武安南庄人)都曾在座谈中作有记录。

53上午10时许,4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伯延村北的农机站门前。总理从车上下来,向大公社办公处走去。他身着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精神很好。

4天中,总理先后召开了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7次座谈会。现在有记录可查的是4次,摘录如下:

53召开11名小队干部座谈会。

总理插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食堂。总理说:“你们回去很好讨论讨论,食堂办不办,还是办农忙食堂?食堂分开便利,就要分开。”二是供给制问题。总理说:“供给制要不要,还是要15%,还是只照顾五保户?”三是包工包产问题。总理说:“包工包产、评工记分、四固定(指生产小队土地、劳办、农具和畜力固定),都要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问题,怎样办好。”总理还说:“座谈会占了你们的时间,要给工资,由市委庞书记先付给,国务院拨给。”

54召开了12名社员代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谈到食堂问题时,总理对12名社员一名一名征求意见。结果只有两人说愿意在食堂,10人说食堂不好,要求回家做饭。总理说:“食堂是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一下,不好。不好就可以不办。”谈到自留地问题,社员张淑琴说:“自留地可不要再收了,秋后打了粮食也不要再给顶指标了。”总理说:“我保证,社委、区委、市委的书记都在场,都要保证:一、自留地保证不收回;二、自留地收入保证不顶指标。”谈到供给制问题时,社员们说,供给制有平均主义,“干不干三顿饭”。总理说:“你们议论一下,不要供给制行不行?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行不行?”

55召开了13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棉花生产、口粮和公社体制问题。谈棉花生产时,先锋大队干部汇报,今年棉花亩产50.3斤(皮棉),比去年亩产48斤高了点。总理说:“保证棉花生产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棉花奖励粮保证发,二是售棉布票保证给,三是化肥保证供应。超产奖励要四六或三七开,多的部分给社员。”谈到口粮问题,先锋大队汇报说,每人七两。总理说:“加上棉花奖励粮、超产粮,就不是七两了,可能是八九两,要好好算一下,讲给社员。”谈到公社体制时,总理说:“社有制非推翻不可。过去没有调查,下边说好,中央点了头,搞试点。现在一调查试点,不行。”公社(当时叫曙光社,17个村子)书记韩玉林说:“那是毛主席提出小脚妇女走不动时办的。”总理说:“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得那么大。‘解放牌’脚穿上个大皮鞋,里面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56下午,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54日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总理看到这种情形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总理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总理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总理对于张二延的话很赞赏。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总理细心地倾听。张二廷对总理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民不上饭了。”听了这话,总理好象受到很大刺激,仰起头,有一阵子什么话也不讲,会场上也格外寂静,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一阵,总理问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二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都在地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总理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总理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55日)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情事。突然院内有人喊:“二廷,在家没有?”说着就走进屋,拍着二廷的腿说:“二廷疲劳了,二廷疲劳了。”二廷一看是总理,赶紧爬起来:“不疲劳,不疲劳,总理快请坐。”总理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问:“二廷,几个孩子?”“4个”。“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说着说着,不由地掉下泪来。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些。总理说:“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唱。”二廷说:“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唱吧。”总理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这些人(指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不去推磨(劳改)。”“那不行。”“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这时总理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总理到伯延后让找一个没入食堂的贫下中农谈谈。当时伯延有一个老单身汉叫王春和,当了半辈子长工,一直没有入食堂。总理问王春和:

“你多大岁数了?”

“六十五了。”

“属什么的?”

“属鸡的。”

“噢,比我大一岁。留过辫吗?”

“留过。”

“我也留过。”

“你为什么不想入食堂?”

“食堂吃得不对口,自己做方便。”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了食堂,开会多,接见人多,很多不方便,没有几天我也退了食堂。”

“你不入食堂可以呀,你是大官,谁也不敢怎样你。我不行呀,不入食堂,人家辩论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不能这样说,入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入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我不入食堂,我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

几句话说得王老汉笑了起来。总理说:“有什么困难吗?”老汉说:“没什么困难,就是锄裤坏了没人修,准说够有一百遍,也没人给修。”总理说:“公社修配厂应该注重农具修理。”56日上午,总理又到家里看王春和,王老汉还拿出锄头让总理看:“这不,你一说,人家就给修好了。”

一天中午,许明领着总理来到徐翠叶家中,徐翠叶的婆母吕景的刚从自留地栽红署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热着点榆叶汤,准备喝。徐翠叶参加过社员谈座会,认得总理,赶紧让总理进屋,总理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走进屋去,问吕景的:“是两头冒烟好(指食堂做饭和家里再做饭)还是一头冒烟好?”吕大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总理说:“锅里煮的什么?”吕大娘说:“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总理知道这就是她们要吃的东西,就又走到灶旁,第二次揭开了锅盖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啧。”

也是中午时分,女社员郭仙娥在公社门前碰到了许明。许明在伯延占了已20多天,与许多女社员很熟悉,就和仙娥打招呼。总理问许明:“你认识她?”“认识”。总理对仙娥说:“那到你家看看可以吗?”仙娥赶紧说:“可以,可以。”总理来到仙娥家,见到仙娥的大女儿、二女儿正坐在桌子旁吃代食品窝头,仙娥的丈夫王连生身体有病,在炕上躺着。大女儿见母亲领着总理进来,推着父亲说:“爹,你看谁来了,快起来。”王连生爬起来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又看着总理说:“好面熟不知在哪见过。”他哪里会想到是总理呢。女儿赶紧说:“这是周总理。”王连生一听,急忙要下炕,他弯腰拿起来一只鞋穿着,谁知总理拿起另一只鞋,要给他穿。连生着了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顺手夺过了鞋。总理安慰他要好好养病,连生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过后王连生说:“旧社会我都穿不上双新鞋,谁看得起咱。现在,总理那样大的官,还给咱拿鞋哩。”

总理在伯延总共吃了四顿饭,第一天和第四天都在公社食堂吃,公社原来给准备了猪肉,总理问:“这是你们单给我准备的,还是平时你们就吃这些?”有人含糊地说:“平时也是这样。”总理听后笑道:“那你们比我在北京的生活还好嘛。”总理说:“苏联逼债,不吃鸡蛋,不吃肉。肉给病号吃吧。”54日上午总理一到伯延,秘书马列就对李志安等人说:“总理要去社员食堂吃饭。”李志安与公社、大队一些人赶紧去准备。让社员们提前打走饭,食堂里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鲜红薯。总理吃后,没有说什么走了。社队干部认为,总理不会再去社员食堂吃饭了。谁知55日快晌午时马列突然又说:“总理还要到社员食堂吃饭,并提出不去昨天那个食堂。”总理到食堂后,社员们早已打饭回去,一个吃饭的人也没有。跟随的干部说:“没有饭了,总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总理用手揭开锅盖,见锅里还乘些玉米面糊糊,问:“这不是还有吗?”回答说:“那是炊事员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起吃。”并和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一一握手。三贵拿碗要盛饭,有人拿过去碗,掏出手绢准备擦一下,总理说:“这没关系,不用擦。“接过碗递给了三贵。总理喝了半碗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窝头看了看,过后派人送来1两粮票,5分钱。事后李志安说:“总理的眼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54上午,总理到伯延下车后,信步走向当地称为“小章坪”的棉花地里。地是拖拉机耕的,深浅不匀,有的还长着棉花柴。随行人员还顺便拔了几棵拿回村。回村后总理走进拖拉机站,见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机手们正在修车,手上沾了不少油垢。总理笑着说:“我今天来,你们怎么不欢迎?”工人们说:“欢迎,欢迎。”总理与机手们一一握了手,坐在了门槛上。有人拿来一个板凳,让总理坐,总理对女机手马对的说:“小姑娘,你辛苦了,你坐。”总理称赞了他们用蓖麻油代机油,用木轮代胶轮的艰苦奋斗精神,问站长罗春生,为什么耕过的地还长着棉花柴。站长说:“机器少,油也赖总好坏,任务大,没有耕好。”总理说:“地耕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你们吃48斤指标,人家农民吃21斤,地耕不好,怎么对得起农民?你们家也是农民嘛。群众反映,不给你们馒头,你们就耕不好地,这不对。”总理还问马对的:“你搞百亩棉田试验,有2亩亩产二、三百斤,那98亩没人管,整个产量算起来,是增产还是减产?”总理和农机站的工人们合了影,并嘱咐说:“要好好学习,要耕好地。”

总理来到了修配厂,看到一个老头儿又黑又瘦,正抡锤打铁,总理问:“你姓什么?”“我姓申。”“多大岁数了”“属鸡的,65岁了。”“65岁还打铁,真不简单。”总理还询问了修配厂的情况,说:“既要注重造,又要注重修,农具坏了不给修,群众不方便。”

总理停车的附近有一处杏树园,有2亩多地,栽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马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总理走进地里问:

“一棵红薯能产多少?”

“产半斤。”

“多产能不能?”

“能,多上粪,能产多些。”

“一亩能栽多少棵?”

“栽2000多棵。”

“地里栽着杏树,红薯受影响吗?”

“少影响点。”

总理问红薯怎么栽法,并蹲下来,要给栽红薯。老马的妻子李善琴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李善琴给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并说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红薯很少。总理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总理临走又嘱咐说:“你要保护好这些杏树。”老马连声答应。可惜现在这片杏树园早已被一座座的房屋占领了。

总理在视察棉田时,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地里拾棉花柴。总理问:“你几岁了?”“10岁了。”“为什么不上学?”小女孩哭了。总理对庞均说:“你们了解一下。”这个女孩家住北文章树,死了父亲,生活困难退了学。庞派人到村上了解情况后,照顾了小女孩家百十元钱,并对村干部说:“要让小孩上学。”总理还让马列找来一套小学课本,说:“带回去,晚上看。”并且还带回北京一套《武安县志》,半年后又归还回县。

邓颖超大姐在路边也见到一个小女孩,问:“你妈做的饭好吃,还是食堂做的饭好吃?”小女孩说:“我妈做的饭好吃。”小姐说:“小孩说真话。”

总理曾指示,关于解散食堂问题,选一个小队做试点。当时的市农工部副部长冯绍兴,县农工部干事宋发孝到先锋街第4小队食堂蹲点。这个小队食堂搞得较好,有63户,当时他们分析,愿意回家做着吃的有80%20%可能不回。这20%有干部、单身汉和新婚夫妇。一宣布可以领回粮食回家自己做,当场就有58户要领粮,只有5户说愿意在食堂(没几天,这几户也不愿意在食堂了)。当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总理时,总理说“不要有框子嘛”(因为在此之前曾给总理说过可能有20%的人留下)。

在座谈中群众反映,土改时分的财主的房子,1958年成立大公社有的给占了,做了粮库。当时房家古道(胡同)粮库就占着20多间。群众还反映,有些桌椅等用具也被大公社拿走了。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公社韩玉林等人说:“要坚决退赔。”韩说:“退了,公社没用的。”总理严肃地说:“长征时,我就在膝盖上办公,没有桌椅,还不照样?”后来,这些房子都退给群众,桌椅等也都做了适当赔偿。

座谈中提出,牲畜没有草吃。总理说:“县火车站不是有个大草垛吗?”有人说:“那是部队军草。”总理走后不久,总后勤部来一副部长,将这些草都支援了我县群众渡荒。

56下午座谈会后,总理要走。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不仅是本村、本县人,还有从峰峰来的工人。有人担心总理的安全,说:“是否让群众走开?”总理说:“群众来看我,哪有撵的道理?我就不信群众不给我让开路。“

前几次都是在公社最里面的北屋座谈,最后一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供销社门前是个叫元宝坑的地方,是伯延村的中心。总理从院里出来,本该朝北走,到村外上车,但他却向南走去,并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当走到东边时,一个老汉向前挤来,到总理面前,扑通跪在地上就磕了个头,嘴里还喊了声:“周大人……”总理向前扶了老汉一把,李志安等人将老汉搀起,过后总理指示:“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要是有特殊情况,我明天还去伯延。”老汉名叫马三运,单身汉,当时吃不饱,有点浮肿。有人鼓动他找总理反映,他就给总理磕了个头。可当天李志安等人找他询问为啥磕头时,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总理就是宰相,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个礼节,不象话。我见了总理磕头,是想讲点礼节。”总理听了这汇报后只是笑了笑,说:“既是这样,那就算了,明天去涉县。”

57凌晨3时,总理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瞭望》周刊1984年第7期曾刊载那一次的电话记录。周总理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5天了(总理从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电话已是7日凌晨3时,故称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的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指涉县堰头一个食堂),8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20天。

当日10时,总理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12时出发往涉县,下午6时参观了堰头一个食堂,750分离涉返邯。13日又派许明到伯延了解散食堂的情况。

总理在视察中曾多次讲话,而在6日下午召开的有社队干部和社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集中讲了若干问题。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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