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 磁山文化 - 磁山文化丧葬遗迹初探
磁山文化丧葬遗迹初探
 

磁山文化 加入时间:2010/7/29 14:59:00 来源:乔登云、刘勇 访问量:1346

 
 

磁山文化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即冀中南地区的一种以筒形直壁盂、“倒靴”状支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经过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武安磁山、牛洼堡、西万年、容城上坡等四处,其中以磁山遗址揭露面积最大,出土物最丰富,不但有房基、窖穴和大量的遗物,而且还发现一种以石磨盘、磨棒、斧、铲和陶盂、支架、三足钵、小口壶、深腹罐、圈足罐等器物成群伴出的特殊遗迹,发掘报称之为“组合物”。对于这种遗迹,发掘者最初曾怀疑为墓葬,但因未发现墓穴和人架而未敢断定,暂定为“粮食加工的劳动场所”。这在发现材料较少,特别是可供对比印证材料较少的情况下,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年来,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和增多,尤其是磁山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以及与之时代相近的裴李岗文化发掘材料的增多,我们感到报告中“粮食加工场所“的推测有必要重新考虑,而最初关于墓葬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就是说笔者认为磁山遗址的“组合物”可能丧葬活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对此,本文拟主要依据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材料,并适当参考第二次发掘的部分材料,提高出我们自已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并指正。

一、          磁山遗址“组合物”的出土概况及特征

磁山遗址的“组合物”很早就有发现,据1972年调查,当地农民兴修水利,在一条宽约06米左右的东西向渠沟内,即曾发现石磨盘、石磨棒等三十余套,陶器上百件。19761978年第一次发掘,共出土“组合物”四十五组,1985年开始的第二次发掘,截止目前又发现二十余组,先后总计达百组以上。现在要将第一次发掘所获概述如下(见“附表”):

1、“组合物“的分布   磁山遗址的地形是北面近山,南面监河,台地面积较大,地势较平坦。第一次发掘分三个区依次进行,第一发掘区位于遗址南端偏西处,揭露面积915平方米,本区文化层堆积较厚,共发现”组合物“七组,其中五组集中分布于T14和邻方T25内,一组在T6T11之间的H15内,一组在T24H58内;第二发掘区位于遗址西南角,发掘面积965平方米,本区文化层很薄,但灰坑较密集,“组合物“共发现五组,均出自T46北部约5平方米的范围内;第三发掘区位于遗址北部偏西处,南距第一区约160余米,清理面积473平方米,本区文化层较薄,但”组合物“发现较多,共三十三组,其中十组出自相邻的T879297三方内,七组出自T96及邻方T99H453内,六组出自相邻的T104106108内,十组出自T11018平方米的范围内。从上述“组合物”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组合物”以北的第三发掘区较集中,南部的第一、二发掘区较少。1972年群众开挖的水渠以及第二次发掘所见“组合物”也都出自遗址的北部。其二、“组合物”大多成群出土,一般五至十组集中分布于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一个组合群,单独一组出现者较少。

 2、“组合物”的放置形式  可分以下几种:一种没有发现明显的坑穴,多直接出自文化层的上部,这种形式最多;另一种是利用废弃的灰坑,多出自填土塌陷后的口部,此类较少。此外,第二次发掘还发现部分有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坑穴,一般较小,较浅,仅能容纳器物。“组合物”多数为一套器物,器物排列较集中,少数为两套器物,器物分组排列,但一般没有明显的分界,只有少数可截然分开,如H453内的两套器物,既在同一坑内,中间又有明确的分界,1985年发掘的H95,为专门挖制的长方形坑穴,一端放置一套器物,中间略有空隙。在各类器物的排列上没发现一定规律,但磨盘和磨棒的放置有些特殊,除平置外,有的为倒置,即盘面朝下,足部朝上,磨棒平置,有的则直立,即磨盘和磨棒的一端朝下一端朝上竖立,此类占有一定比例。

3、“组合物”的组合形式  “组合物”的主要器类包括石磨盘、磨棒、斧、铲及陶盂、支架、三足钵、小口壶、深腹罐、圈足罐等,此外,还有石凿、陶钵,小罐等,但数量较少。从每种“组合物”的器物数量来看,悬殊很小,每组一套器物多者10件左右;每组双套器物者约20件左右。  如其中三十九组为单套器物,在712件之间者三十二  组,36件者六组,仅一组为16件器物;另外六组为双套  器物,1821件者四组,13件和15件各一组。在器类搭配以及各类器物的数量上,各组虽然不尽相同,但规律还是明显的。如每组器物都包括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两大类。工具中的粮食加工工具磨盘和磨棒,除个别“组合物”不见外,一般均有发观,每组两套器物者往往共出一套磨盘、磨棒或一套斧、铲。日用陶器一般每组包括三类或四类,一、二类或五类以上者较少。大多数“组合物”都有陶盂、支架或其它炊具出土,小口壶和深腹罐一般不共存,互见者多数没有陶盂和支架,但却常有圈足罐伴出;出圈足罐者多数不见陶盂、支架或仅见其中一种,三者共存者很少,等等。在各类器物的数量上,单套器物,石器一般每类为一件,仅石斧有例外,日用陶器、支架以三件为主,小口壶、三足钵、钵等全部为单件,双套器物者,支架多六件,个别为九件,小口壶和三足钵多二件。在器物的具体搭配形式上,以石器和陶器的变化,大致可分三大类五种形式:第一类,由石磨盘、磨棒、斧、铲(或缺其中之一)和陶器组成,陶器组合又可分为两种形式。

①、以盂、支架等炊具为基本组合,另有三足钵、小口壶或深腹罐等盛食器和水器(部分缺后者之一),此类计二十一组。

②、以圈足罐、小口壶为基本形式,另有三足钵和深腹罐(个别缺其中之一),陶盂和支架或不见,或仅见其中  之一。此类五组。第二类,由石磨盘、磨棒和陶器组成,不见斧、铲等工具。陶器组合分两种形式。

③,陶盂和支架,三足钵或钵、小口壶或深腹罐等品种较齐全,与第①种形式相近。此类计十四组。

④、仅见支架、三足钵和小口壶中的某一种器物,此类四组。第三类,由石斧和部分陶器组成,不见磨盘和磨棒。仅见一种形式。

⑤、陶器包括盂、支架、三足钵等,仅见一组。

二、磁山遗址“组合物”的性质从上节概述可以看出,磁山遗址“组合物”的分布及其放置形式是很有特点的,其组合关系及数量分配也是相当规律的。这种现象表明,它并不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即人们正常的生活或生产劳动所放置,而是按照人们一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格式特意加工成的。因此,其绝非一般的生活遗迹或生产遗迹,而可能是与某种原始宗教意识指导下的特殊活动相关的遗迹。当然,原始宗教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包括自然崇拜、灵物崇拜、灵魂或鬼魂崇拜、图腾、祖先崇拜及巫术等,但就现有材料来看,我们认为将“组合物”作为灵魂或鬼魂崇拜下的丧葬活动遗迹的理由较充足,可能性也较大。

首先,从“组合物”的出土情况来看,其分布范围之大,数量之多,排列之密集,在整个遗迹中除窖穴之外,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这说明构成这种遗迹的活动是频繁  的、重要的,是人们正常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这种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如此之密切,而遗迹本身所呈现出的特点又排除了作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可能,那还会有什么活动这样重要呢?或许就是丧葬活动。因为人的衰老病死是一种不以时间、地点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鬼魂及对死者予以安葬的观念产生以后,丧葬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人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无法逃避的重要活动,所以,“组合物”作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遗迹,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可能的。此外,就磁山遗址来说,其范围经实测可达十几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普遍,有的地方并且较厚,各类遗迹,特别是粮食窖穴的分布非常密集,这说明磁山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的时间是很久的,这么长的时间,自然应该有众多的丧葬遗迹存在,但实际情况是经过数年大面积的揭露和全面的普探、试掘,加之遗址外围的调查,却始终未见有关丧葬活动的任何痕迹,而唯有性质不明的“组合物”的不断发现和出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组合物”是否就是与丧葬活动有关的遗迹?看来是值得考虑的。

其次,从“组合物”本身来看,同墓葬的随葬品、尤其同年代与之相近的裴李岗文化墓葬的随葬品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完整的器物成组集中出土。我们知道,在遗址发掘中完整的器物、尤其成群成组的器物一般地层  单位内非常少见(晚期虽有窖藏器物,但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往往是迫于某种原因将器物暂时存放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将完整器物轻易遗弃掉的,有的器物甚至破裂后还要加以修补,继续使用,其中磁山遗址地层内,即有不少陶盂残片上有缀补留下的穿孔,而墓葬内却往往有较多的完整器物出土,这是由于人们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相信人死之后灵魂继续存在,为了让死者也象生前一样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所以常在死者的墓葬内随葬部分器物供其使用。从磁山遗址发掘情况来看,一般地层单位中,完整的陶器仅部分粮食窖穴偶有发现,其它单位极少,主要为残片复原而成,完整的石器和骨器虽然发现较多,但均零散出土,成群成组集中在一起者不见。而“组合物”内却基本上为完整器,据“表一”四十五组“组合物”统计,陶器达300件,石器150余种,其中很多陶器因火候太低、太碎无法修复,但其放置时为完整器则是明显的,石器仅少量经后期扰乱残缺,其余大部分保存较好。从裴李岗遗址来看也是如此,一般地层单位内完整的器物很少,但墓葬内则有大量完整的随葬器物发现。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两者共有的制作不易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遗址所见完整器几乎全部出  自“组合物”内,达四十余套,裴李岗遗址完整器多出自墓  葬,一般地层单位均不见或少见。其它同类遗址,如新郑沙窝李、密县莪沟等也具有同样的现象。

第二、器物品种以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为主,且简练单调、整齐划一,具有一定的组合形式。就墓葬的随葬品  来说,其随葬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死者或亡灵也象生前一样或较生前更好地生活,所以其随葬物必然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或生产相关的物品,但墓葬内毕竟不能将人们生活中所有的实物全部置入,必须经过人为的有意的拣选,所以,随葬品不过是某一时期人们生活物品的缩影,它只是实际生活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物品,而不是全部。同时,由于人们意识观念的一致和相互的影响,所以,在同一文化的同一阶段、尤其同一地域内,随葬物品的种类以及各类器物的组合形式、数量搭配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差异和变化往往不超越一定的限度,并且有些是有原因的。如裴李岗墓葬的随葬品,主要为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包括一般生产工具斧、铲、镰和加工粮食工具磨盘、磨棒等,陶器有炊具罐、鼎,食器三足钵、钵、碗、勺,水器小口双耳壶等几类。一般地层单位常见的骨器及少量石器、陶器不见于墓内。这种现象在莪沟遗址中表现更明显,如石器中的弹丸,陶器中的大口罐、缸、带孔三足器、盆、杯、器座、纺轮、陶塑品等均不见于墓葬内。在器物的组合关系上虽不尽相同,但也有几种较流行的形式:如裴李岗墓葬,一般都随葬陶器,部分还兼有石器、少数只见石器。石器中磨盘、磨棒与斧、铲、镰一般不共存;陶器三类以上者,一般以深腹罐、三足钵(或碗、钵)和双耳壶为组合,两类者以后两种较常见,多数不见深腹罐,一类者以双耳壶为主。从磁山遗址“组合物”来看,几乎与之相  同。如器物也只有石器和陶器,分属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器盖有的为石质)。前者也包括斧、铲、凿、磨盘、磨棒等,后者也分作炊具、盛食器和水器等几类,唯炊具多陶盂和支架,其它器物与之形制不同。器物种类亦不及一般地层单位丰富多样,如不见砍砸器、研磨器、镰、刀、锤、球、弹丸、砺石等石器,杯、碗、盘、豆、纺轮等陶器及众多的骨、角、蚌器。在器物的组合关系上,如上节所述,不但各类器物的搭配有比较固定的形式,而且各类器物的数量也有一定的规律。

第三、部分器物不是实用品。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有一些只具象征意义的物品,或以局部代整体,如大汶  口文化墓葬中的猪下颌骨.商周时期墓葬中的车马器构  件,等等;或以次充好、以小件模形代实物,这就是常见的  明器。根据随葬器演变发展规律可知,随葬物最初基本上应为实用品,明器大约是在人们慢慢意识到将大量实物葬入墓内实在是一大浪费,并相信鬼魂是超人的,其完全能够使用体小或质次的物品时出现的。从考古学材料来看,仰韶文化时期已有明器,如淅川下王岗墓葬即有出土;裴李岗文化墓葬中也有少量明器发现,如裴李岗M88高仅73厘米的夹沙深腹罐、高33厘米的豆,沙窝李M3口径88厘米的三足钵、M2176厘米的小口壶等应属之。从磁山遗址"组合物”所出器物观察,一般为实用器,但也有部分器物未经使用或不象实用器。如石器中的斧、铲、凿,部分未见使用痕迹。又如1985年发掘的“H95,内置两套器物,每套支架三件,分大小两种器形,大支架高15厘米左右,制作粗糙,与一般地层单位所出支架截然不同,也未见使用痕迹,小支架高仅7厘米,更加奇特的是其中一套支架内包括一件大的、两件小的,根本无法配套使用;另外,还出有高仅10厘米的小口双耳壶,器耳为两个极小的乳钉。1986年发掘的“组合物”内,有的三足钵口径不足8厘米、高仅45厘米,等等。显然均非实用器,或许就是明器。

再次,从“组合物”的分布范围来看,基本上以距河较远的遗址北部最为集中,临河的南部只有少量发现;相  反,文化层堆积以南部较厚,北部较薄,房基、窖穴等遗迹,北部虽也有较多的发现,但地层上一般均早于本区的“组合物”。这说明南部主要为居住区,北部主要为“组合物”分布区,两者虽有交错,但年代不同,一般并不杂处。这种相距较近,又有各自分布范围的特点,与新石器时代遗址居住区与墓葬区的分布特点十分相似。如裴李岗遗址,北部为墓葬区,南部为居住区,两区紧紧相连,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更以壕沟为界,沟内为居住区,沟外为墓葬区,相距很近。这也进一步启示我们两者可能有着同样的性质。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埋葬方式问题,磁山遗址发掘者之所以未敢将“组合物”断定为墓葬,主要原因在于没有  发现明显的坑穴,尤其未见人架,因此,其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值得探索的问题。有人或许会问:磁山遗址放置“组合物”的坑穴是不是因土质或发掘原因没有搞清:“组合物”旁是否原有人架,现已腐烂,未能发现?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两个问题。磁山遗址为红褐色胶瓣土,加之这里气候干燥,水位较低,土质较硬,确实给发掘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有时会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组合物”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清理工作非常仔细,结果多数仍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坑穴。至于人架腐烂问题,在很多地方确实存在,并且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如裴李岗墓葬内的“人骨都保存不好,只有部分墓内还能见到不完整的腐朽人骨或骨灰痕迹,有的墓里仅剩下几枚牙齿,一触即成粉末”,新郑沙窝李、密县莪沟等墓葬,均是如此,这是由于当地土壤中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即因土质条件造成的,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但从磁山遗址来看,则不属这种土质,遗址内大量的骨器、兽骨,甚至很小的鱼刺,都保存十分完好,人架遗骸、特别是牙齿自然也不应腐烂,即使腐烂也不致于达到不留任何痕迹的程度,这就是说磁山遗址的“组合物”多数坑穴不明显,也不与人架共存,至少目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认为“组合物”与丧葬活动毫无联系呢?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人的意识  观念、生活习俗是不同的,在埋葬形式上也有很大差别。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埋葬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墓坑方面有竖穴土坑、土洞、崖墓、石椁墓、木椁墓、砖室墓、大石积石墓等等,没有墓穴、平地掩埋的墓葬也并非少见,如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青莲岗文化、马家滨文化、良诸文化等均采取这种形式,苏南地区并且一至延续到青铜时代,湖北郧县青龙泉、大寺、均县朱家台遗址,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遗址,广西桂林独山甑皮岩洞穴遗址,黑龙江昴昴溪细石器文化遗址等也有类似现象。在尸体处理方面,大部分采取掩埋保存法,有人架出土,但在具体形式上又有一次葬与二次葬之别,有的还流行“割体葬仪”等;没有人架的墓葬也屡有发现,有的可能属非正常死亡而出现的例外,如北首岭、大汶口墓地少量的无尸墓,有的则与葬俗有关,如南诏大理国上千座的火葬墓等。除此之外,民族学材料还告诉我们,国内外不少民族还有天葬、人食葬、水葬等葬俗。磁山遗址“组合物”多数没有坑穴和不见人架是否也同某种特殊的葬俗有关,或许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新的材料的证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磁山遗址“组合物”不但在遗址中所占特殊地位具有丧葬遗迹的可能,而且其本身呈现的种种特点也都具有墓葬的性质,相反,如将其作为其它宗教意识指导下的活动或祭祀则是难于说得通的,如“组合物”具有数量多,分布广及器物品种以人们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为主的特点,尽管原始宗教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与之相关的祭祀活动也是频繁的,但“组合物”反映的活动无疑是同性质的,而其它某一种相同性质祭祀的次数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如此之多;其它同类性质祭祀的对象往往是比较固定的,如太阳神、土地神、农神、图腾、祖先等,其祭祀多属同一活动的重复,尽管祭祀地点会有变化,但相对而言应是比较稳定的,分布范围不会如此之广,如此分散;原始宗教祭祀所用“祭品”,往往是根据崇拜物的自然属性和人们的幻想来确定的,除人的亡灵或祖先外,原始崇拜物一般不具备人类社会劳动和生活的属性,不过,人们又幻想万物是有“灵”的,所以,多以食物或杀牲为“祭品”供其享用,而不可能完全以与人的属性相关的日常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为“祭品”加以祭献。既然如此,我们自然应该认为磁山遗址的“组合物”应是与鬼魂崇拜有关的丧葬活动遗迹,鉴于“组合物”内不见人架,与习称的墓葬不尽相同,所以,暂称为“丧葬遗迹”。

三、磁山遗址“组合物”反映的几个问题

磁山遗址丧葬遗迹的确定,为磁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其加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磁山文化丧葬习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问题的了解。当然,仅磁山遗址有限的材料,很难将上述问题全部搞清,我们只不过就现有材料反映的情况谈几点认识。

第一,磁山文化居民的葬俗是特殊的,埋葬方式也是很有特点的。据“组合物”分析,磁山先民对于死者及其  亡灵可能举行某种祭祀仪式,并予以安葬处理,但由于缺  乏可靠的证据,所以,对死者的处理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还  难于断定。至于“组合物”内的器物,显然是为了供死者的鬼魂在另一世界继续使用而放置的,从每套器物中各类器物多为单件(支架除外)推测,可能一套器物代表一位死者,每组二套或三套器物者,当与二人或三人合葬具有同样的性质。在器物的组合上和数量上有着比较固定的形式,一般每套器物10件左右,多数包括石磨盘,磨棒及陶质生活用具,但石斧和石铲却有无不定,是否与男、女性别有关尚待研究。器物一般就地掩埋,部分利用废弃的灰坑或挖有较浅的坑穴,有的坑穴仅能容纳器物。

 丧葬遗迹的分布有特定的范围,而且往往510组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一个较小的组合群,这种现象在以  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里,只能以死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来解释。第二、原始农业是磁山文化居民最主要的经济,渔猎和采集经济只占次要地位,磁山文化农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从遗址发掘中已得到充分说明,如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的出土,成群的粮食窖穴的发现以及众多的猪、狗、鸡等家禽家畜的饲养,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点从丧葬遗迹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的反映,如“组合物”中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石磨盘、磨棒、斧、铲等,基本上都与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有关,而有关渔猎或采集方面的工具则无一发现,尽管  “随葬品”不可能概括人们经济生活的全貌,但其毕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部分经济生活状况,人们既然有意识的将与农业相联系的生产工具供死者或亡灵使用,这不能不说明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是死者生前和活着的人们最主要的生产活动,也不能不说明农业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突出的地位,同样,渔猎等工具的不见,也不能不说明渔猎及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已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磁山文化的面貌在不断发展变化,其晚期已经孕育着新的文化的萌芽。磁山文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仅日用陶器即达十几种,其中炊具主要为盂和支架,饮食器为三足钵、钵、杯等,水器为小口壶,此外,还有直口罐,侈口深腹罐、小罐、盘、器盖等,这些基本上都可以从丧葬遗迹即“组合物”中得到反映。从遗址发掘情况还可以看出,晚期某些器物,如小口壶、器盖等不见于早期,而早期的直口罐、盘等也不见于晚期,器物的形制早晚也有变化,如陶盂晚期较早期器形增大,支架晚期较早期顶面变小等,陶质和纹饰等方面也同样有变化。从丧葬遗迹来看,尽管第一次发掘所见一般较晚,但它们之间也应存在早晚差别,只是由于未作进一步分期,还难于搞清,不过,从部分“组合物”器类搭配上异差的,仍可看出某些发展演变的迹象,如器类较全的“组合物”,一般均包括炊具食器和水器三类器物,其中以陶盂和支架为炊具伴出的“组合物”,小口壶与深腹罐一般不共存,而少数不见陶盂和支架或偶见其中一种的“组合物”,却往往既有小口壶又有深腹罐,另外还新配一种带盖的圈足罐等,这种差异可能既反映了两者之间在年代上存在着早晚之别,又反映了某些器物在用途上发生了变化,从年代来看,两者虽未见迭压或打破关系,但从器形特征等方面分析,前者应早于后者即陶盂、支架配套共出而小口壶、深腹罐,交错出现的“组合物”早于小口壶、深腹罐共存而陶盂支架不见或仅见其中一种的“组合物”,从用途来看,小口壶与深腹罐前者相互交替,说明其可能具有同样的用途,即同为水器,时间上可能亦有早晚,后者两相伴生,但又不见或少见陶盂和支架等炊具,说明深腹罐的用途可能已不再是水器,而可能代替陶盂转化成了炊具。这些现象表明磁山文化居民的生活方式在不断进步,文化面貌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而作为磁山文化主要特征的传统的炊具陶盂的逐渐减少,新的炊具深腹罐的出现,意味着磁山文化的胚胎中已经孕育着新的文化的萌芽。

 

武安市人大常委会主办       地址:武安市中兴路1450号       邮编:056300

电话(传真):0310-5650524      邮箱:rdzls@ward.gov.cn

武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复制      冀ICP备08105478号